多維視角下的中國普惠金融

趙建 原創 | 2019-06-11 16:47 | 收藏 | 投票 編輯推薦
關鍵字:金融機構 普惠金融 

  相對于豐富的普惠金融實踐,普惠金融理論研究雖然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但依然相對滯后。本文對普惠金融的研究現狀從橫向和縱向兩個主線進行了初步梳理,在縱向上提出了普惠金融理論演進的“三階段論”:理論萌芽、理論覺醒和理論自覺三個階段。我們注意到了普惠金融內涵和外延的豐富性,從語義學、功能主義、金融學、社會學和倫理學等多個視角對其進行了解構,以此為基礎探討了中國普惠金融的文化根源、根本目的和技術基礎,并提出了基礎功能主義的“三三原則”作為實踐指引。

  從發展歷程來看,普惠金融首先是一門實踐的課題。從上個世紀七十年代美國的社區金融和尤努斯小額信貸實驗算起,迄今在實務界已經走過半個世紀的歷程。然而對于普惠金融的理論研究,尤其是概念的界定與理論框架的設計,卻顯得相對滯后,甚至很多基礎理論問題都沒有厘清。中國最近幾年加快了普惠金融的發展步伐,在借鑒已有經驗的基礎上也在逐步摸索適合自己的服務模式。但是由于概念界定不夠明確清晰,理論框架不夠完整嚴謹,導致出現了模式異化、使命漂移和資源錯配等問題。中國要在普惠金融形成后發優勢,不僅要在實踐層面探索出具有“道路自信”的中國模式,還需要在理論層面梳理出一套符合“理論自信”的中國普惠金融研究框架。

  一、普惠金融的研究現狀及其理論的發展變遷

  與熱火朝天的普惠金融實踐相比,對普惠金融的研究在數量上和質量上都不盡如人意。國內外的學者或者是將普惠金融當作小微企業融資置于經典金融學中進行分析研究,產生了信息不對稱下的信貸配給和藍檸檬市場理論等;或者總結普惠金融的實踐經驗進行案例分析,或者從宏觀上將金融抑制和金融深化理論套用于發展中國家,對金融增長無法惠及小微企業、低收入人群等現象進行原因解析,但整體上缺乏一個富有廣度和深度的概念界定和理論框架。

  從國外的研究來看,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一是運用經典的信息不對稱理論Stiglitz和 Weiss,1981),分析小微企業在融資過程中面臨的融資缺口、風險溢價過高等信貸配給問題。二是基于金融抑制和金融深化理論(McKinnon, 1973;Shaw, 1973),將小微企業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歸結于發展中國家的金融抑制,提出只有通過金融市場化、多元化進程,才能實現金融發展成果的普惠共享,讓處于經濟、社會底層的小微和低收入人群得到普惠化的金融服務。三是對過去半個世紀普惠金融實踐的經驗總結和案例分析,集中于孟加拉國尤努斯博士的小額信貸、非洲等落后地區的金融服務推廣、世界銀行的全球性普及等項目經驗研究(伊麗莎白.拉尼,2016)。

  從國內來看,對普惠金融的研究最近幾年呈現快速擴張的趨勢。研究的內容主要集中在,第一,中小微企業的融資方面,這構成了普惠金融研究的主要內容。邢樂成(2015)系統性的研究了金融結構和中小微企業融資問題,深入剖析了其中的深層次原因,并提出了金融制度邊界理論,認為一國的金融結構決定一國的金融覆蓋范疇,中國長期以來存在的融資難融資貴等問題,原因在于中國的金融結構形成的金融制度邊界,使得中小微企業游離于這個邊界之外。

  第二,數字化普惠金融方面,抓住信息科技在解決普惠金融“最后一公里”障礙上的作用,分析中國發展普惠金融的后發優勢。貝多廣、李焰(2016)從數字化金融的角度提出,當前快速發展的信息化技術和日新月異的金融科技,為解決普惠金融過去不可逾越的障礙提供了解決方案,能夠有效解決小微企業和低收入群體的服務成本和風險管理等問題。

  第三,從國際比較的視野,分析中國傳統金融機構在發展普惠金融業務中存在的問題和短板,并借鑒普惠金融發展程度較高的國家和地區的經驗,提出政策建議和解決方案。如郭田勇,丁瀟(2015)對比了中國與國際上發展普惠金融的成果和做法,發現中國與國際平均水平存在較大的差距,尤其是在數字化技術的應用和風險管理模式的創新方面;而對于偏遠農村的金融服務,與國際上的差距更大,這為我們推動金融服務層級下沉和滲透并支持精準扶貧提供了現實依據。朱一鳴,王偉(2017)利用全國2018個縣域的數據,分層比較了普惠金融發展對不同收入階層群體減貧增收作用的異質性及促進減貧增收的內在機制。

  研究表明:普惠金融有利于農村居民增收。但是,普惠金融的減貧增收效應對不同收入階層的群體存在顯著異質性,對貧困縣農村居民的減貧增收作用要明顯小于非貧困縣。因此,貧困縣和非貧困縣在推進普惠金融發展時,應實施不同的瞄準機制,避免出現“瞄準性偏誤”,以提高金融資源配置效率和扶貧的精準性。邢樂成和羿建華(2015)則從總體上概括了中國普惠金融的運行體系及構建要點。

  然而遺憾的是,在普惠金融的概念界定和理論架構方面,學術界有深度和系統性的研究和梳理甚少。在概念界定方面,主流概念都采用了聯合國和國家政府政策文件中的“官方定義”,前者將其定義為“以可負擔的成本為有金融服務需求的社會各階層和群體提供適當、有效的金融服務”。后者體現在2016年國務院印發的《推進普惠金融發展規劃2016-2020》(以下簡稱《規劃》),其中將普惠金融定義為“普惠金融是立足機會平等要求和商業可持續性原則,以可負擔的成本為有金融服務需求的社會各階層和群體提供適當的、有效的金融服務”。

  如果考察普惠金融理論研究的演變過程,就會發現一些有意思的現象。總體來說,普惠金融的理論演進可以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理論萌芽階段,大約從上世紀90年代到本世紀初。在漫長的金融發展歷史上,金融被賦予給特定的富有階層,缺乏財產和充足收入來源的群體往往被先驗的認為沒有信貸等金融服務權。這實際上就是金融排斥理論(Kempson 和 Whyley ,1999)的引申,而反金融排斥理論所形成的內涵和外延,則是普惠金融的產生。另一方面,在發展中國家的金融市場化實踐中,包容性發展的理念融合了反金融抑制理論,實際上也是普惠金融的思想。可以說,普惠金融的理論萌芽,來自于對主流金融學發展過程中存在的各種問題的反思和揚棄,并且有深刻的發展經濟學、福利經濟學和社會學內涵。雖然這個階段普惠金融并沒有形成自己的概念,在理論界也沒有獨立的舞臺,但普惠金融的理論萌芽已經出現。這個階段的代表性理論主要有農業信貸補貼理論、金融發展理論和微型金融理論等。

  第二階段,理論覺醒階段,形成獨立的概念并納入官方語境。2005年聯合國首次提出“Inclusive Finance”的概念,并進行了正式定義,之后國際學術界也開始將其納入研究范疇。2012年6月,原國家主席胡錦濤在墨西哥舉辦的二十國集團峰會上指出:“普惠金融問題本質上是發展問題,希望各國加強溝通和合作,提高各國消費者保護水平,共同建立一個惠及所有國家和民眾的金融體系,確保各國特別是發展中國家民眾享有現代、安全、便捷的金融服務。”這是中國國家領導人第一次在公開場合正式使用普惠金融概念。2013年11月,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通過《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正式提出“發展普惠金融。鼓勵金融創新,豐富金融市場層次和產品”。2016年1月,國務院印發《規劃》,為中國未來五年普惠金融事業的發展提供了明確的方向和指引。與此同時,國內學術界也開始加快普惠金融的理論研究,以逐步緩解普惠金融的理論滯后于實踐的局面(星焱,2016)。

  第三階段,理論自覺階段,當前,普惠金融理論研究處于第三階段:理論自覺階段,開始自覺的、體系化的專項研究,以專家學者相繼成立專門的普惠金融研究機構為標志。與此同時,大型商業銀行也相繼成立專門的普惠金融事業部,第三方機構紛紛為普惠金融提供大數據、遠程作業、物聯網等金融科技服務,個人消費貸、小微貸等快速發展,這些都為理論研究提供了充實的實踐素材。星焱(2016)結合普惠金融在中國的實踐,將其納入發展經濟學、包容性金融理論、金融發展理論等主流研究框架。王穎、曾康霖(2015)從中國的傳統儒學文化和土地制度的演變中尋找普惠金融的歷史依據和倫理根源,提出大同社會理念中內嵌的廣義普惠思想,為探索具有中國文化自信的普惠金融道路提供了重要的啟示。藍虹、穆爭社(2017)通過回顧分析普惠金融的發展實踐,認為發展普惠金融應堅持商業化可持續發展原則,激勵金融機構創新發展符合弱勢群體金融需求、成本適度的金融產品,以營造普惠金融發展的持續動力,實現互利共贏,才能推動普惠金融大發展。普惠金融不是無條件向所有弱勢群體提供金融服務,而是有服務邊界的。

  二、多維視角下普惠金融的概念梳理

  普惠金融看上去似乎是一個非常簡單的概念,但實際上具有豐富的超越金融概念本身的深刻涵義。比如它不僅事關效率,還事關公平;不僅事關經濟,還事關社會;不僅事關商業,還事關倫理;甚至還上升到了人權的高度。Sarma(2012)認為普惠金融是一個多維概念。因此,基于中國模式談普惠金融概念之前,我們有必要從多個維度對其進行深入解構。

  (一)語義學視角:普、惠、金融

  維特根斯坦(2013)說過,語言的結構往往映射事實的結構。我們可以首先通過從語言分布上拆解普惠金融的定義來理解其概念。

  1.普,是指覆蓋范圍要“普”。傳統的金融理念認為,金融服務的價值取向是高端客戶和富人,只能“錦上添花”,不能“雪中送炭”。體現在金融體系的構建上,則是以“商業金融”為核心,以巴爾賽協議為原則,以控制金融風險為出發點,逐步形成了強勢的商業金融體系,并成為現代經濟的核心。因此,金融發展史的大部分時間里,只有一定的階層和人群才能享受到平等的金融服務,財產或收入沒到一定水平的并不能享受到專業的金融服務,或者不能享受到公平的價格和數量。中國的官方定義對普惠金融的群體進行了相對明確的界定,包括小微企業、農民、低收入人群、殘疾人和老年人等。普惠金融的“普”,首先展現了包容性和廣泛性,從另一方面也體現了金融服務的可得性,讓最大多數的人群分享金融發展的成果。

  2.惠,是指金融服務的定價要在合理的區間。用官方的定義說就是“可負擔”。按照金融資產的定價原理,服務和資金的價格應該首先符合成本加成的概念,并符合市場供需平衡的基本規律,這樣的價格才能保證普惠金融的供需雙方實現利益共贏,維持商業模式的可持續性。但是,普惠金融具有特殊性,如果完全按照市場定價,金融機構往往會按照信用狀況最差的普惠項目進行邊際定價,以獲得信息不對稱下風險溢價對“藍檸檬”的補償。或者在信貸配給的約束下,利率價格直接失去了調節供需的功能,普惠群體的價格變得無限大,最終轉變為可得性問題。因此普惠金融的定價究竟“惠”到什么程度,是一個復雜的技術性問題,更需要設計一套精致的定價機制。

  3.金融,普惠金融首先是金融,不是財政轉移支付,也不是社會保障和社會救濟。這就決定了普惠金融首先要遵從金融的基本運行規律,商業化和市場化是基本要求。按照金融服務的概念范疇,一是支付、結算、匯兌、收付款、電子銀行、賬戶等基本金融服務;二是信貸服務,也就是融資服務,這是當前普惠金融的主要問題所在;三是資金或財富的保值增值。對于普惠群體來說,一般收入水平較低,資金的需求遠遠大于供給,因此主要是第一、二類的服務。本文主要討論的是信貸和融資類服務。

  (二)金融學視角:信息不對稱與金融發展理論

  從經典金融學來看,普惠金融依然沒有跳出經典的研究框架。可以從微觀和宏觀兩個層面進行分析,前者涉及到信息不對稱下的風險溢價、信用結構和信貸配給理論;后者則從發展中國家的金融抑制問題出發,涉及到金融市場化過程中金融覆蓋范疇的不斷擴展和深化,這實際上是金融部門的供給側能力提升問題。

  從微觀金融學的層面來看,信貸配給理論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對普惠群體供給出現缺口的問題。信貸配給理論指出,在信息不對稱的假設條件下,當風險溢價攀升到一定程度,作為資金價格的利率已經無法成為調節信貸供需的有效手段,這時借款人尤其是缺乏信用傳遞信號能力(比如抵押資產)的借款人,即使愿意付出再高的價格,貸款人(主要是商業銀行)也不愿意貸出資金(Modigliani,1969;Stiglitz and Weiss,1987;Sharp,1991等)。此時,信貸市場已經不是價格的問題,而是信貸可得性問題。在信貸配給普遍存在的情況下,小微和低收入人群逐漸被排除在正規的信貸市場之外,不得不借助非正規金融資源。信貸配給理論從傳統金融學框架內,較好的解釋了普惠群體在獲取金融服務方面“倍受歧視”的問題。

  金融發展理論認識到,由于發展中國家普遍存在的金融抑制現象,政府對金融機構和信貸市場的過度管制,加上不發達國家固有的以國有銀行為主的單一金融結構,導致金融體系無法充分的服務經濟發展(Shaw,1973;Levine,1997),尤其是代表新生力量的中小微企業及居民消費。因此,很多發展中國家的金融總量雖然可以增長較快,但是分享金融增長成果的群體分布結構存在巨大的扭曲。傳統金融發展理論主要還是采用單位GDP占有的金融資源的指標來度量金融發展和深化程度,并不能較好的反應結構扭曲背后的深層次問題。邢樂成(2015)將麥金農和肖的金融發展理論與戈德.史密斯(1994)的金融結構理論融合在一起,并結合中國的實際情況構建了金融邊界理論,指出中國現有的金融結構+金融抑制無法覆蓋小微等普惠群體。該理論較好的解釋了中國貨幣深化程度(M2/GDP)世界第一,但中小企業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依然非常嚴峻甚至長期沒有緩解的悖論。

  (三)功能主義視角:面向普惠群體的金融功能設計

  普惠金融首先是一門實踐的課題,在理論分析過程中自然而然會形成以服務現實為主的金融功能觀,即為哪部分人服務,解決了哪些問題。世界銀行和中國政府等官方機構的定義,也是從功能學的角度定義普惠金融,分為兩個層面:供給層面,基本都涵蓋了可得性、可持續性和價格合理性等;需求層面,界定了普惠群體的覆蓋范圍,主要包括小微企業、低收入階層、殘障和老年人士等弱勢群體。在學術界,焦瑾璞和王愛儉(2015),孫國貿和安強身(2015),宋羽(2016),尹振濤和舒凱彤(2016)等學者也基本沿用了功能主義的界定方法。星焱(2016)歸納了普惠金融的“5+1”界定法,即5個核心功能:可持續性、價格合理性、便利性、安全性、全面性;1即面向特定的服務客體,即以小微企業、低收入群體、社會弱勢群體等。何德旭、苗龍文(2015)認為,普惠金融旨在解決現實中三農、中小微企業等弱勢群體的金融支持問題,提供優質、高效的金融服務。

  (四)社會學視角:外部性、公共產品與社會福利

  必須認識到普惠金融的社會內涵。其社會學內核至少包括三個層面的合理性。第一,普惠金融服務所產生的正的外部性,實際上是一種社會福利溢出。Davis(2005)指出,社會創造了商業,而商業提供了有益于社會的商品、服務和就業。而普惠金融則更加超越了單純的商業,本身就含有社會效應溢出的內在特質。第二,普惠金融服務不足所導致的分配結構扭曲,形成社會福利漏損。即金融發展只能平滑縱向分配結構(時間層面),但無法改善橫向個體間的收入差距導致貧富分化加劇,甚至形成金融越發展兩極分化越嚴重的扭曲分配結構。這實際上已經不再是簡單的經濟學問題,而是社會學問題。第三,通過金融技術幫助弱勢群體實現個體價值,是一個比單純的社會救助更有意義的課題。必須深刻意識到,弱勢群體并不是不創造價值,直接的社會救助往往暗含另一種“歧視”。而普惠金融通過商業化的方式提供了關于社會保障的另一種方式,那就是激發并實現弱勢群體的內在價值,使該群體中的個體以更加有尊嚴的姿勢面對社會。實際上,在普惠金融的圈子里,人們默認“雙重底線”的規則,即金融回報和社會回報(伊麗莎白.拉尼,2016)。擁有更高的社會責任意識,可能是普惠金融這個行業固有的特質。而在實踐中,西麥斯(Cemex)公司和荷蘭銀行已經用事實證明了普惠金融將社會責任納入商業可持續模式中的有機統一和可持續性(伊麗莎白.拉尼,2016)。

  (五)倫理學視角:金融救濟與倫理道德

  2006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孟加拉鄉村銀行總裁尤納斯教授曾經說:信貸權即是人權,每個人都應該有獲得金融服務機會的權力。我們雖然并非完全贊同尤努斯教授的觀點,但是有一點是值得認可的,那就是金融并不應該先天含有階層差異和身份歧視,這實際上涉及到了社會倫理和文化道德。在金融信貸歷史的早期,由于金融市場的不完善,信貸市場主要服務有抵押、現金流充沛、財富存量高的階層,金融的確主要是貴族、富人的游戲,或者至少具有一定的財富門檻和身份認定,低收入階層被排除在平等信貸權之外。甚至長期以來存在窮人儲蓄借錢給富人的錯配現象,這已經超越了經濟范疇(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市場機制失靈),進入社會倫理和道德的層面。

  Sarma(2012)歸納了金融排斥的五種形式:渠道排斥、條件排斥、價格排斥、營銷排斥和自我排斥。其中自我排斥,實際上就已經上升到了社會心理和文化倫理的層面。

  遵循包容性發展的理念,只有每個人擁有金融服務的機會,才能機會均等的分享經濟發展的成果,最終實現社會的共同富裕,建立和諧社會與和諧世界。王穎,曾康霖(2016)從中國傳統的文化和歷史資源中尋找普惠金融的倫理基礎,發現中國傳統文化中內含的大同社會思想,實際上蘊含著金融普惠化的倫理根源。對于金融這一主要以信息不對稱下的信用為主要資源的行業,倫理道德的問題更加重要。道德風險只是其中的一個反例,尤其是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以來,全世界對金融家和銀行家的道德倫理進行質疑和排斥,更增加了重建和強化金融倫理學的必要性。從這個層面出發,普惠金融是對傳統金融在道德倫理層面的揚棄(邢樂成和羿建華,2015),是金融家和銀行家面對社會道德審判的一種自我救贖。

  三、基于中國普惠金融現實的理論內涵和外延

  在多維視角下,普惠金融是一個具有深刻內涵和豐富外延的概念。作為一門實踐導向的學科,不同國家和地區根據自身的社會經濟文化特征,應該構建不同的理論框架和技術路線。中國的普惠金融是多元主體參與的領域,政府、金融機構、技術服務公司、非盈利機構等都參與其中。在實踐多年后,由于抓住了金融市場化和金融科技快速發展的機遇,已經形成了自己獨有的模式,需要從概念的內涵和外延上進行分析和歸納。

  (一)中國普惠金融的文化底蘊是大同與和諧理念

  普惠金融基于傳統的金融范式,但是又超越傳統金融單一的商業化訴求。

  Sarma(2012)早就敏銳的指出,普惠金融是一個多維概念。伊麗莎白.拉尼(2016)在其所研究的諸多案例中基本都指向同一個結論,即普惠金融不僅僅是一門生意,更是一套全新的價值體系。事實也證明,普惠金融機構必須建立一套與眾不同的企業文化倫理體系,才能保證所從事的工作人員全身心參與其中。在實踐中,即使獲得經濟回報相同,如果沒有正確的價值觀體系,金融從業人員寧愿選擇從事“高大上”的大客戶業務,也不愿選擇“走街串巷”去服務比較低端的普惠客戶。可以說,必須有一片含有普惠文化的社會土壤,才能保證普惠金融生根發芽。單純的商業文化土壤,很難綻放出服務社會弱勢群體的普惠金融花朵。

  中國具有發展普惠金融獨有的、深厚的社會文化。《禮記.禮運》中寫到:“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惡其不出于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這段文字實際上集中描述了中國傳統文化蘊藏的大同思想與和諧理念。除此之外,儒家和道家等流派,長期以來各朝代傳頌的價值觀,也都蘊含著豐富的大同、和諧、普惠的思想文化資源。我們需要做的是,將這些傳統的文化資源挖掘出來,與一般性的金融規律相結合,形成中國特有的普惠金融倫理,才會改變普惠金融行業單純追求利潤的商業風氣,形成發展普惠金融適宜的制度文化環境。

  (二)中國普惠金融的根本目的是社會發展與包容性增長

  從微觀上來說,普惠金融不是慈善和救助,而是以金融規律為基本要求的一種可持續的商業模式。必須設計一套激勵機制,保證商業盈利和社會發展的內在統一,才能保證實現普惠金融的本意。而從宏觀的角度來看,整個經濟系統普惠金融的發展,需要推進社會的健康發展和包容性增長。這對發展中國家,尤其是正在進行金融深化和市場化進程中的國家,是解決金融排斥、減少貧困、促進經濟增長、實現包容性社會的一種重要機制(Easterly,2006)。

  金融發展推進經濟增長得到了大多數研究者的認可,但是在經濟增長過程中,金融結構如果存在扭曲或者缺陷,存在著嚴重的金融排斥或者金融邊界狹窄,那么經濟增長的成果并不能惠及所有的人,也就無法實現所謂的包容性增長(宋羽,2016)。甚至因為金融邊界過于狹窄,金融的擴張和深化反而會加重收入和貧富的兩極分化。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如果金融邊界無法覆蓋所有的成員,經濟增長帶來的社會福利,雖然從總量上看可能在不斷改進,但是結構卻在不斷的扭曲,社會風險可能會不斷積聚。亨廷頓(2008)指出,社會的不穩定不是因為經濟的絕對貧困,往往是因為經濟快速增長過程中的不平等。

  無論是微觀上的商業金融機構,還是宏觀上的頂層設計者,都應該充分認識到,普惠金融所實現的社會發展和包容性增長目的,從長期來看與商業價值的實現是有機統一的。尤其是商業金融機構的股東和管理者,在從自身的利潤最大化目標進行考慮的時候,還需要對社會價值帶來的潛在利潤進行評估。特別是當前的金融監管環境,從事非普惠金融所獲得的風險調整后的利潤,并不一定比從事普惠金融要高多少。一個很好的例子是,過去幾年在同業金融業務當期利潤極其巨大的誘惑下大肆發展同業業務的金融機構,在新的監管政策面前不得不回吐過去幾年依靠規模擴張賺取的收益,因而若重新對該業務進行評估,可能并不如將信貸資源投放到普惠金融領域更有價值。事實上,自政策層推動金融服務實體經濟以來,一些保持戰略定力、堅持做好小微金融的金融機構,由于受監管政策沖擊較小,因此保持了穩定的經營效益,這是商業效益和社會效益有機統一的很好的例證。

  (三)中國普惠金融的技術基礎是信息經濟學與機制設計理論

  培育普惠金融的文化土壤和包容性價值體系,是金融機構和頂層設計者在長期內應該投入的事項,而且是至關重要的事項。但是從技術模型和業務操作層面,還需要遵從經濟和金融的內在規律和客觀技術路線。我們認為中國普惠金融的技術基礎是信息經濟學+機制設計理論。

  普惠金融供給不足,或者金融產出無法抵達金融部門技術曲線前沿的內生原因,是信息不對稱問題。由于信息不對稱的存在,而且由于發展中國家信用基礎設施相對落后(主要是制度層面),信息不對稱更加嚴重。因而在資產組合前沿上,普惠金融或者因為風險較高,或者因為收益較低(扣除較高的單位運營成本),無法落在社會風險偏好曲線(代表著金融結構)與資產組合前沿曲線相切處。導致的后果就是,即使金融資產總量突飛猛進,整個金融部門產能大幅擴張,相應的配置到普惠領域的信貸和服務資源卻依然相對不足。這從一定程度上代表著社會福利的大幅漏損。

  因此,中國普惠金融的根本問題是在供給層面,技術上要從兩方面入手,一是基于信息經濟學解決普惠群體的信息和信用問題,從而緩釋在普惠群體廣泛存在的信貸配給問題,實現普惠金融資產的有效定價,尤其是合適的風險溢價,使得弱勢群體能夠以平等的機會參與到金融市場中來。進一步,該領域獨有的風險管理技術又特別重要,金融科技和數字化浪潮為普惠金融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技術紅利(貝多廣,李焰,2017)。

  二是基于機制設計理論,構建一個多方參與的激勵相容機制。在普惠金融發展初期,政府的參與至關重要,但提高了治理主體和結構的復雜程度,很容易導致產業政策的異化和資源配置的漂移問題。要解決這一問題,機制設計理論是較好的借鑒。機制設計理論由Hurwicz(1994)等創立和發展,最近幾年機制設計理論在國內學界和政策層廣為流傳,從一定程度上標志著中國的改革進入一個新的階段,代表著制度理性文明的進步。田國強(2003)將機制設計解析為四個基本要素:自愿交易、自由決策、信息傳遞、激勵相容。機制設計的進步之處是充分尊重了市場的自由、分散決策的意愿,充分發揮了價格對信息生產的成本和效率優勢,同時兼顧了游戲規則對市場行為的約束,可以較好的彌補市場運行過程中的熵值增加問題,對發展中和轉軌經濟國家,對政府-私營共同參與的經濟活動具有重要的實踐借鑒意義。在普惠和包容的金融倫理和文化建立起來以前,通過一套科學合理的機制設計來實現政府、金融機構、社會第三方等主體激勵相容,是非常必要的工作,否則就會帶來模式異化和使命漂移等問題。

  (四)中國普惠金融的實踐指引遵從“三三原則”

  普惠金融在外延上注重理論對現實的操作性指導,因此需要在功能主義基礎上進行清晰界定。從這個意義上,我們認為普惠金融應立足“三可”原則(可獲得、可負擔、可持續),堅持面向“三服務”對象(服務小微企業、三農和其他弱勢金融服務需求者),通過技術和業務模式的創新,降低享受金融服務的門檻。

  以上認識內含了一個“三三界定”原則,當一種金融服務或金融產品完全符合“三可”原則,同時堅持了“三服務”原則的一類服務客體時,就可以將其界定為普惠金融的行為范疇。

  “三可”原則:可獲得、可負擔、可持續。可獲得:是普惠金融首要的題中之意,是基本概念考察的核心指標,它包含二層意思:一是指普惠金融的服務通道暢通且服務效率高,在客觀上是指金融網點或金融產品在地域和空間上的覆蓋密度;二是指這些服務產品或服務通道不得違法。可負擔:是指普惠金融產品和服務的定價合適,不存在價格排斥和歧視,即能夠讓有金融服務需求的消費者可以承擔和接受。可持續:是指金融服務機構或者第三方服務平臺要有一定的消費者剩余,即讓金融機構成本可負擔、商業可持續;或讓第三方服務機構有持續經營的能力。

  “三服務”原則:服務小微企業、三農和其他弱勢群體。小微企業:小微企業是普惠金融服務的主要客體。傳統金融體制下,小微企業自身特點和融資特點與現行的以商業銀行為主導的融資體系嚴重不匹配,從而產生了金融錯配,導致中小微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小微企業的自身特點是小規模、輕資產、不確定性大、有發展潛力,這一特點決定其在盈利能力和成長性方面具有優勢,而在資產規模和當期償債能力方面存在不足;小微企業的融資特點是“短、小、頻、急”,以上特點與現行金融體制產生了錯配,導致資金問題成為困擾小微企業發展的瓶頸。小微企業的自身特點和融資特點,對普惠金融機構的創新能力、營銷手段、信息處理和風控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這就需要普惠金融機構設計、開發出更多適合小微企業特點的信貸品種和服務手段。

  三農客戶:“三農”客戶是普惠金融服務的又一大客體。十九大報告強調,解決好農業、農村、農民問題是全黨工作重中之重。“三農”問題的核心是農民收入低、增收難,實質是農民權利得不到保障,特別是享受金融服務的權利嚴重缺失。目前,農村金融二元結構矛盾十分突出,一方面,“三農”金融服務弱化、滿足率低,對金融資源的需求不斷擴大;另一方面,商業金融體系將農村地區的存款大量吸收到城市,使廣大農民特別是貧困地區中低收入群體的金融需求無法得到滿足。因此,“三農客戶”急需得到普惠金融的支持。為此必須深化金融同業合作,履行金融社會責任,著力構建一個功能互補、競爭有序、合作共贏、包容性強的普惠金融體系。

  四、結論

  相對于豐富的普惠金融實踐,普惠金融理論研究雖然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但依然相對滯后。我們對普惠金融的研究現狀,從橫向和縱向兩個主線進行了初步梳理。從橫向來看,普惠金融的研究在國外主要集中在用經典金融學理論解釋小微企業的融資問題,聚焦于發展中國家的金融抑制、金融深化與金融發展理論,以及對近半個世紀普惠金融實踐的總結;而國內的研究則主要表現為金融邊界理論、數字化普惠金融理論和普惠金融的國際比較方法等。同時也開始有學者關注到普惠金融背后的文化倫理問題,從中國傳統的歷史文化資源中尋找普惠金融倫理所需要的大同、包容和和諧思想根源。

  從縱向來看,本文做了一些開拓性工作,將普惠金融理論的演進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從上世紀90年代到本世紀初,稱為理論萌芽階段,沒有形成獨立的概念和框架,也沒有被納入官方語境,只是作為金融排斥理論的一個鏡像進行思考和分析。第二階段是理論覺醒階段,標志是概念形成并納入官方體系并強化為一種權威語境,普惠金融開始受到實務和理論界的全方位重視。第三階段是理論自覺階段,很多學者成立獨立的普惠金融研究院加強對普惠金融的體系化研究,并將研究成果付諸于實踐進行實驗,比如山東省普惠金融研究院及相應的實踐平臺普惠金融超市。普惠金融的“三階段演化”觀點,是我們從理論上首先進行的總結與梳理。

  正如Sarma(2012)所說,普惠金融是一個多維的概念。由此,我們從語義學、功能主義、社會學、金融學、倫理學等多個維度,對普惠金融的內涵和外延進行了解構和剖析。我們發現,也正如多個學者所認同的,不能單純的從金融學這個單一理論去理解普惠金融,普惠金融當然要實現服務普惠群體的金融功能,但是如果認識不到普惠金融內涵的包容性增長要求,認識不到普惠金融的普及需要普世情懷、大同理念和和諧思想,也就不能真正認識普惠金融的獨特之處,在實踐過程中也就很難避免出現使命漂移和模式異化等問題。

  在發散性、多維度的探討了普惠金融的內涵和外延之后,我們基于中國普惠金融的現實,對其文化底蘊、根本目的、技術基礎和實踐指引提出了自己的觀點。我們認為中國發展普惠金融具有得天獨厚的倫理文化基礎,中國傳統儒家和道家文化中蘊藏著深厚的大同、和諧和包容的文化底蘊。必須構建基于這些價值觀體系上的普惠金融倫理體系,才能更好的推動普惠金融在全社會的真正普及。構建普惠文化價值體系,是普惠金融非常重要的基礎設施建設。還要明確發展普惠金融的根本目的,從宏觀層面上看應該是經濟社會的包容性發展,通過金融手段讓大多數人享受經濟發展的成果而不是相反。而從微觀層面上,國外的實踐已經證明商業金融機構能夠實現商業價值和社會責任的統一。

  在中國當前的監管環境下,社會價值更加有助于實現商業價值。從技術層面來看,在具體實施過程中,對金融機構來說需要尊重金融的基本規律,基于信息經濟學的風險管控技術至關重要。對多方參與的結構化模型中,機制設計則是關鍵,一套符合中國現狀的科學合理的機制設計,可以在規避尋租、模式異化和使命漂移的同時,保證多方的利益訴求都可以得到滿足,從而推動普惠金融的可持續發展。清晰明了的“三三原則”,可以作為中國普惠金融的實踐指引。當然,這需要在實踐中不斷進行探索和實驗。

個人簡介
青島銀行經濟學家,山東大學碩士生導師,聞道智庫學術顧問,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青年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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